在中国历史上，16至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值得当代史学工作者特别注意的一个领域。这不仅仅因为当时发生的被称为“西学东渐”和“中学西传”事件对中国和欧洲的近代化都起到“催化剂”作用；也不仅仅因为在当今全球化和中国走向世界的大潮中，人们对历史上东西方文明和谐相处、平等交流的佳话自然会比较偏爱；同时也是因为，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中断。

　　但是，当走进这一领域时，就会发现仅仅掌握中文史料是大大不够的。当时充当文化交流使者的是来自葡萄牙、意大利等众多欧洲国家的耶稣会传教士，他们用拉丁文和各种非英语文字撰写了卷帙浩繁的书信和著作，这些都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。然而这些资料不仅不易找到，而且多数国人难于读懂，这就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拦路虎。

　　近年来，一些出版社与翻译家联手，相继出版了众多海外汉学名著的中译本，六卷本的《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》应该说是其中较有分量的一部。《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》从法国汉学家杜赫德编纂的34卷本的《耶稣会士书简集》中遴选出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的150多封信件，写作时间从1700年至1781年，历时81年。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虽然来自欧洲的不同国家，但都从属于葡萄牙。他们从里斯本出发，向葡王宣誓效忠，乘葡国船，经果阿、澳门进入中国内地，这是由葡萄牙在远东地区的“保教权”所决定的。但是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，冲破了这一限制。在法国天文台台长、著名科学家卡西尼的倡议下，路易十四于1685年亲自派遣的五位“国王数学家”一行乘法国船只起航，两年后取道宁波港登岸，进京后建北堂，从此开创了中国传教事业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时代。葡、法两系耶稣会士虽然同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，但也有所差异，正如方豪先生所言：“葡国传教士侧重以西洋科学介绍于中国，法国传教士则侧重以中国文化介绍于欧洲。”这也决定了《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》特殊的科学和史料价值。

　　因此，在评价这部巨著时，首先不得不提到它的科学价值。书中涉及了中国的天文观测、地震灾难、冶铁及造纸技术；涉及了中医的经络学说；涉及了柿子、荔枝等独特植物以及野生动物；还有冯秉正对台湾、宋君荣对琉球、彭加德对崇明岛地理人文情况的记载；等等。中国历史上一贯是重文章与道德，轻生产与科学，前者的书籍汗牛充栋，而后者寥寥无几，这就更凸显了传教士著作与书信的重要意义。此外，书信中还谈到中国的美术绘画、园林设计、语言文字的方面的知识。这些文字曾对18世纪的欧洲文化界以耳目一新的震撼。今天对我们来说，即使不是独家披露的史料，但是以外国人独特的眼光对中国文化的观察和描述，也很值得中国人认真加以思考。

　　理所当然，耶稣会士书简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教会和传教方面的。《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》所涉及的1700年至1781年的80年间，正是经历了从康熙颁布“容教令”，到教皇特使多罗访华爆发“礼仪之争”，和由此导致的康熙晚年的禁教，以及雍正、乾隆的持续禁教等中国天主教发展的大起大落时期。书简集对这一时期发生的此类重大事件都有记载，因此是研究中国天主教史的必读史料之一。

　　新史料的发现与披露，往往对历史研究的深入推进起到巨大作用。包括《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》在内的近年来陆续问世的汉译海外汉学著作，无疑对国内方兴未艾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供了新鲜营养。将几个世纪以前的外国典籍译成中文，何况其内容又涵盖如此广泛的领域，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，错误在所难免。这样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，根本就不是由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能够一次就能尽善尽美地完成的。本书尽管有些差错，但总能给研究者很多便利，本人就从中受益多多。况且有了一个版本，也可以因此而广泛地征求意见，以便及时匡正，进而成为今后更完善的版本的一个铺垫。

　　早在300多年前，徐光启就说过：“欲求超胜，必须会通；会通之前，先须翻译。”杨廷筠曾发誓，“假我十年，集同志数十手”，翻译出版7000种西方书籍。今天，要使国内学者能够在这一领域能够“会通”，进而“超胜”，就需要有更多的类似《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》汉译名著出版问世。